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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唐同光元年(即后梁龙德三年,923年)八月,后梁的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突然投降后唐。这位康延孝原本出身塞北胡人,早年间效力于河东军集团,后来叛变投靠朱梁政权。然而,他在后梁集团中逐渐看清了局势:虽然汴梁方面军队数量不少,但朝廷内部的权臣与将帅之间争权夺利,互相倾轧,根本无力维持长久的安稳。他由此断言后梁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。
康延孝向后唐主李存勖详细分析形势,并进言道:“汴人兵力虽多,但集中尚可一战,一旦分散便再无余力。陛下若能待其分兵之际,率领五千铁骑,自郓州疾驰直抵汴梁,不过十日,天下便将大定。”康延孝为人反复无常,后来在后唐政权中依旧参与叛乱,最终被李存勖处死。因此宋人王钦若在《册府元龟》中将其列入“反覆”之将,但也承认他在助李存勖攻灭后梁的过程中,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展开剩余72%李存勖得此建议,便召集诸将议论。多数将领心存疑虑,不敢贸然冒险。然而枢密使郭崇韬却坚决支持。他分析当时局势,指出朱梁已决开黄河,自滑州至郓州一带尽是水患,非舟楫难以渡过。后梁精锐尽在段凝麾下,而王彦章又日夜围攻郓州,梁人自以为高枕无忧,根本料不到后唐会冒险突进。郭崇韬主张,后唐应留下重兵防守邺都,并固守杨刘,而李存勖则亲率六军,倍道奔袭直取大梁。汴梁城中守军空虚,势必不战自溃;若能擒杀后梁皇帝朱友贞,各地梁军自然土崩瓦解,“半月之间,天下必定”。相反,若迟疑不决,后果将极其不利——粮草告急,秋收无望,军队最多还能支撑数月。
李存勖素喜冒险用兵,又深知后唐经济捉襟见肘,因而最终拍板决定闪击大梁。据《旧五代史》记载,在出征前,他将皇后刘氏与太子李继岌送回邺都,依依惜别,场景极为悲壮。《资治通鉴》载其临行前更对刘皇后说:“此战成败,在此一举;若不成功,便聚我全家于魏宫而一焚之!”可见其心中明知凶险,却仍决意孤注一掷。
军事行动开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。九月二十八日,李存勖下令将将士家属撤至魏州,由李绍荣等镇守,自己则亲率沙陀铁骑主力南下。十月初二,他率步骑混合四万人(约三万五千步兵,五千骑兵)自杨刘渡河。次日即抵郓州,不作停歇,连夜疾进。初四清晨,先锋李嗣源与王彦章的梁军相遇,大战一场,唐军大胜,不仅攻下中都(今山东汶上),更生擒王彦章。此名将誓死不降,终被斩首。此事震动梁廷,大梁危局顿显。
李嗣源率五千轻骑,舍弃辎重,仅带七日粮食,全速西进。李存勖则率中军步兵紧随。初七,先锋军已抵曹州(今山东定陶),守军猝不及防,只得开门投降。后唐兵锋如破竹,直指汴梁城下。
王彦章被杀的消息传至汴梁,朱友贞顿时大乱,仓皇召群臣商议。无策之下,他命张汉伦火速北召段凝回援,并令王瓒动员百姓守城。讽刺的是,张汉伦一行竟被段凝先前决开的黄河阻隔,延误多日。等段凝回师时,局势已近崩溃。此时有人建议朱友贞退守洛阳,重整旗鼓,但他担心一旦离开汴梁,藩镇必然反心,因而选择留守等死。
走投无路之际,朱友贞求计于宿臣敬翔。敬翔感慨道:“臣侍奉朱氏三十余年,本是老奴。昔日曾劝陛下勿重用段凝,今日果应此祸。敌军已近,我亦不忍见宗庙覆灭,愿以死明志。”言罢恸哭。朱氏政权至此彻底走到尽头。
十月初八,大势已去的朱友贞不愿死于仇敌刀下,遂命控鹤都将皇甫麟为其了结性命。皇甫麟含泪遵命,杀死朱友贞后亦自刎而亡。朱友贞年仅三十六岁,后梁灭亡。次日李存勖大军抵达汴梁,城中守臣王瓒投降。李存勖下令葬朱友贞,收其首级藏于太社。至于段凝,则在封丘率军投降,并因善于逢迎被赦免,甚至赐姓“李”,改名李绍钦。
李存勖进驻大梁,下令赦免后梁群臣,但同时诛杀赵岩、张汉伦、李振等要臣,拆毁梁宗庙,追废朱温、朱友贞为庶人。而忠臣敬翔则在家自缢,以尽臣节。至此线上股票炒股配资,汴梁沦陷,朱梁灭亡,北方正统的权柄转移至沙陀李氏手中。一个旧王朝在血火中谢幕,而新的帝国故事就此开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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