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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唐同光元年（即后梁龙德三年，923年）八月，后梁的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突然投降后唐。这位康延孝原本出身塞北胡人，早年间效力于河东军集团，后来叛变投靠朱梁政权。然而，他在后梁集团中逐渐看清了局势：虽然汴梁方面军队数量不少，但朝廷内部的权臣与将帅之间争权夺利，互相倾轧，根本无力维持长久的安稳。他由此断言后梁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。
康延孝向后唐主李存勖详细分析形势，并进言道：“汴人兵力虽多，但集中尚可一战，一旦分散便再无余力。陛下若能待其分兵之际，率领五千铁骑，自郓州疾驰直抵汴梁，不过十日，天下便将大定。”康延孝为人反复无常，后来在后唐政权中依旧参与叛乱，最终被李存勖处死。因此宋人王钦若在《册府元龟》中将其列入“反覆”之将，但也承认他在助李存勖攻灭后梁的过程中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展开剩余72%李存勖得此建议，便召集诸将议论。多数将领心存疑虑，不敢贸然冒险。然而枢密使郭崇韬却坚决支持。他分析当时局势，指出朱梁已决开黄河，自滑州至郓州一带尽是水患，非舟楫难以渡过。后梁精锐尽在段凝麾下，而王彦章又日夜围攻郓州，梁人自以为高枕无忧，根本料不到后唐会冒险突进。郭崇韬主张，后唐应留下重兵防守邺都，并固守杨刘，而李存勖则亲率六军，倍道奔袭直取大梁。汴梁城中守军空虚，势必不战自溃；若能擒杀后梁皇帝朱友贞，各地梁军自然土崩瓦解，“半月之间，天下必定”。相反，若迟疑不决，后果将极其不利——粮草告急，秋收无望，军队最多还能支撑数月。
李存勖素喜冒险用兵，又深知后唐经济捉襟见肘，因而最终拍板决定闪击大梁。据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，在出征前，他将皇后刘氏与太子李继岌送回邺都，依依惜别，场景极为悲壮。《资治通鉴》载其临行前更对刘皇后说：“此战成败，在此一举；若不成功，便聚我全家于魏宫而一焚之！”可见其心中明知凶险，却仍决意孤注一掷。
军事行动开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。九月二十八日，李存勖下令将将士家属撤至魏州，由李绍荣等镇守，自己则亲率沙陀铁骑主力南下。十月初二，他率步骑混合四万人（约三万五千步兵，五千骑兵）自杨刘渡河。次日即抵郓州，不作停歇，连夜疾进。初四清晨，先锋李嗣源与王彦章的梁军相遇，大战一场，唐军大胜，不仅攻下中都（今山东汶上），更生擒王彦章。此名将誓死不降，终被斩首。此事震动梁廷，大梁危局顿显。
李嗣源率五千轻骑，舍弃辎重，仅带七日粮食，全速西进。李存勖则率中军步兵紧随。初七，先锋军已抵曹州（今山东定陶），守军猝不及防，只得开门投降。后唐兵锋如破竹，直指汴梁城下。
王彦章被杀的消息传至汴梁，朱友贞顿时大乱，仓皇召群臣商议。无策之下，他命张汉伦火速北召段凝回援，并令王瓒动员百姓守城。讽刺的是，张汉伦一行竟被段凝先前决开的黄河阻隔，延误多日。等段凝回师时，局势已近崩溃。此时有人建议朱友贞退守洛阳，重整旗鼓，但他担心一旦离开汴梁，藩镇必然反心，因而选择留守等死。
走投无路之际，朱友贞求计于宿臣敬翔。敬翔感慨道：“臣侍奉朱氏三十余年，本是老奴。昔日曾劝陛下勿重用段凝，今日果应此祸。敌军已近，我亦不忍见宗庙覆灭，愿以死明志。”言罢恸哭。朱氏政权至此彻底走到尽头。
十月初八，大势已去的朱友贞不愿死于仇敌刀下，遂命控鹤都将皇甫麟为其了结性命。皇甫麟含泪遵命，杀死朱友贞后亦自刎而亡。朱友贞年仅三十六岁，后梁灭亡。次日李存勖大军抵达汴梁，城中守臣王瓒投降。李存勖下令葬朱友贞，收其首级藏于太社。至于段凝，则在封丘率军投降，并因善于逢迎被赦免，甚至赐姓“李”，改名李绍钦。
李存勖进驻大梁，下令赦免后梁群臣，但同时诛杀赵岩、张汉伦、李振等要臣，拆毁梁宗庙，追废朱温、朱友贞为庶人。而忠臣敬翔则在家自缢，以尽臣节。至此线上股票炒股配资，汴梁沦陷，朱梁灭亡，北方正统的权柄转移至沙陀李氏手中。一个旧王朝在血火中谢幕，而新的帝国故事就此开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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